海涅《新的春天》

他评曹尔堪《鹧鸪天·冬日小集》、彭孙遹《如梦令·惜别》，都说“本色人难学”，又说“羡门此等处竟不可及”，可见他论词宗旨是直承李清照的“本色”之说来的。《花草蒙拾》有云：“'生香真色人难学’，为'丹青女易描，真色人难学’所从出。千古诗文之诀，尽此七字。”这个论断发自评词，显然它的理论外延也包涵着词。《倚声初集》卷十一评曹尔堪《临江仙·有赠》“自然真味，是生香真色注解”，正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人难学”的“真色”，究竟指的是怎样一种境界呢？我认为就是自然传神。渔洋评董以宁《长相思·舟泊》曰：两起句押，妙出天然。（《蓉渡词》）这是说押韵。评黄永《满江红·闻笛》曰：冲口而出，渐近自然。（《溪南词》）这是说语言。评邹祗谟《鱼游春水·感忆》曰：传情绘景，投袂赴节，都近自然。这是说情景音节。所谓天然、自然，都意味着一种反人工、反雕琢、反侧艳的艺术倾向。这从渔洋评梁清标《眉峰碧·春日》之语也可以看出，他说此词“结十四字，回环尽致，本色天然。彼'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犹嫌金粉气重。”宋祁《玉楼春》词，王国维《人间词话》说“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今人尤艳称之。然而以渔洋“渐近自然”的标准来看，则“红杏枝头春意闹”犹不免“金粉气重”。由此可见，渔洋词学虽出于《花》《草》金粉，却已显示出要超越它们的意向。这种意向，其动机来自他对《花间》艺术特征的一种价值判断。他评彭孙遹《卜算子·咏怀》云：每诵羡门小令，辄妄谓温歧、牛峤未离文字。评彭孙遹《生查子·病起》又云：不著一字，往往文外独绝。于此我们看到渔洋论词有着与论诗相同的宗旨，即他屡屡称道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他论词同样也用“神韵”的范畴来指称这种艺术境界。《倚声初集》评陈子龙词曰“大樽诸词神韵天然”，评吴梅村《满江红·贺孙本芝寿兼得子》曰“天然神韵”，评陈淮《金浮图·小武当烧香曲》曰“神韵天然”，不一而足。门人汪懋麟《锦瑟词·词话》引渔洋语有云：欧晏正派，妙处俱在神韵，不在字句。渔洋与李天馥合评毛际可《浣雪词钞》，开卷第一首《瑶花·玉兰》评语即云：神韵澹隽，如咏瑶台月下之句。这都是将神韵作为审美标准来衡量作家的例子，而《花草蒙拾》说“卓珂月自负逸才，《词统》一书采鉴别，大有廓清之功。乃其自运，去宋人门庑尚远，神韵兴象，都未梦见”，则属以神韵为标准所作的否定判断。由于神韵主要是及物的概念，所以渔洋对咏物有较多阐述，《倚声初集》卷十四评吴梅村《洞仙歌·梅花》也说“神韵逼似东坡”。他推崇的是“传神写照”，“不取形而取神”的表现方式，这与他论咏物诗主张不粘不脱正相表里，以至蒋景祁《刻瑶华集述》乃将“不欲脱，亦不欲黏”作为《倚声集》的宗旨。这一方面表明时人对其论词倾向的认识，同时也显示出他的词学影响康熙一朝词史的方向。有个问题先要在此辨明，那就是渔洋以神韵论诗和论词的关系。今人习谓渔洋“以其神韵说确立了在诗坛上的崇高地位，与此同时，他还把神韵说用来论词”，即渔洋先是以神韵理论称雄诗坛，后来才移用以论词的。考渔洋于顺治十四年（1657）前后贻徐夜论诗书，已称“诗以神韵为第一义”，康熙初年又用以评宗元鼎诗，可以说是用以论诗在前，论词在后。我以前曾提出因论词主神韵而影响到论诗的假说，现在看来是不能成立的。不过，即使词学中的神韵论是移植于诗学，也可以肯定那是基于对词的独立理解，而且首先在词学领域里产生影响，这是应该强调的。渔洋诗学有关神韵的言论，散见于《池北偶谈》、《居易录》、《香祖笔记》及一些序跋中，产生影响已是入朝官居高位以后，他在扬州时持神韵之说语人，解者殊少。相反词论却是顺治末康熙初所发，并在词坛产生反响。约成书于康熙三、四年间（据吴宏一说）的《花草蒙拾》中，有这么一段话：云间数公论诗拘格律，崇神韵。然拘于方幅，泥于时代，不免为识者所少。其于词，亦不欲涉南宋一笔，佳处在此，短处亦坐此。此言云间诸公崇尚神韵，不知是出于他的感觉，还是诸公确有标举神韵的主张。但渔洋从他们的创作中看到了神韵并获得这一审美范畴的启发，则是可以肯定的。从今天的角度看，不管渔洋与云间派崇神韵的实际关系如何、以神韵论诗、论词的时间先后如何，神韵事实上已成为构筑渔洋词学理论体系的基本范畴，今人谈论渔洋词学大都也以此为基点，从神韵的概念出发去分析其理论倾向。不过我认为，渔洋词学中的神韵论，正如它没有在诗论中那么出名一样，对于词坛和词学都不是很重要。因为词体“要眇宜修”、婉曲柔媚的赋性，天然具有偏于神韵的倾向。故而在这个问题上，渔洋并没有什么可以发挥、建树的余地。也就是说，神韵的概念不会象在诗学中那样给人们提供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新范畴。而事实上，渔洋词论发展的方向，决不是衍绪云间的“崇神韵”；并且他对当时词坛的影响，也决不在神韵之说。上引渔洋论云间派之语表明，他早已洞察云间派“泥于时代”，取径过窄的流弊，以他的博学和对诗、词历史的良好修养，当然不会蹈其故辙，株守于晚唐五代一隅。所以作为对云间派的反拨，渔洋词论率先表现出融汇南北宋、超越婉约豪放之争的包容性和开放性。陈子龙在他那篇常为论者征引的《幽兰草序》中将词的传统标定为南唐至北宋诸家，以为“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南渡以还，此声遂渺。寄慨者亢率而近于伧武，谐俗者鄙浅而入于优伶”。同为云间派作家的宋征璧也说“词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敝”。云间派后期的作家蒋平阶、沈亿年等甚至连北宋词也一概否定，要“屏去宋调”，不越五代的藩篱。渔洋则针锋相对地指出：宋南渡后，梅溪、白石、竹屋、梦窗诸子，极妍尽态，反有秦、李未到者。虽神韵天然处或减，要自令人有观止之叹。正如唐绝句，至晚唐刘宾客、杜京兆，妙处反进青莲、龙标一尘。这段话见于他自称是“童蒙”所为的《花草蒙拾》中，应是早年形成的见解。后来他在评彭孙遹《白苎·春暮》一词时，曾又加以申说：词以少游、易安为宗固也，然竹屋、梅溪、白石诸公极妍尽态处，反有秦、李未到者。譬如绝句至刘宾客、杜京兆，时出青莲、龙标一头地。羡门刻意高、史，故多神妙之诣，程村亦首肯予言。此论曾被邹祗谟《远志斋词衷》引述，可见渔洋对南宋词的价值重估不仅开推崇南宋词的先声，同时也得到同辈作家的赞许和首肯，对词坛产生了影响。邹祗谟《远志斋词衷》说词“至姜、史、高、吴，而融篇炼句琢字之法，无一不备”，正是发挥渔洋的意旨。基于这样一种开放的胸襟，渔洋对向来对立的婉约、豪放二派采取了通达的态度。虽然推婉约派为不祧之宗，但也不鄙薄、排斥豪放派。他曾说：“词家绮丽、豪放二派，往往分左右袒。予谓第当分正变，不当分优劣。”他在《倚声集序》中还从创作范式的角度，高屋建瓴地揭示了唐宋词发展的几个阶段和流派：诗余者，古诗之苗裔也。语其正，则南唐二主为之祖，至漱玉、淮海而极盛，高、史其嗣响也；语其变，则眉山导其源，至稼轩、放翁而尽变，陈、刘其余波也。有诗人之词，唐、蜀、五代诸人是也；有文人之词，晏、欧、秦、李诸君子是也；有词人之词，柳永、周美成、康与之之属是也；有英雄之词，苏、陆、辛、刘是也。此论着眼于词史自身的发展，重视事实的认识甚于重视工拙的价值判断，不仅显示出精湛的文学史见识，同时也大大丰富了词学传统的内涵，可以说间接地为词坛指示了切实可行的发展途径，因而极为时人赞许。田同之《西圃词说》即引“南北宋止可论正变，未可分工拙”一语，许为“千古莫易”之论。谢章铤说“阮亭沿凤洲、大樽续论，心摹手追，半在《花间》”，只看到渔洋在创作上受陈子龙影响，却没看到他对云间派词学观念的重要修正，将词学的传统扩大到南宋。也许是身为济南人的缘故，渔洋对李清照、辛弃疾这两位乡先辈格外推崇，分别将他们作为婉约和豪放两派的代表词家。他在《花草蒙拾》中说：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皆吾济南人，难乎为继矣。张南湖明代高邮词人张綖（1487-1543），他在所编纂的《诗余图谱·凡例》中首倡词分婉约、豪放二体之说：“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他是主张“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的，故“所录为式者，必是婉约，庶得词体”。平生最钦慕乡贤秦观，曾于嘉靖十八年（1539）重编校刊行《淮海集》。有意味的是，渔洋祖父象晋又很欣赏张綖词，在崇祯间将重刊《诗余图谱》，并将张綖《南湖诗余》与秦观《淮海词》合编为《秦张两先生诗余合璧》附刊于后，欲“使后世攻是业者，知词虽小道，自有当行，无趋恶道”。然则王氏家族传承的词学观应是以婉约为宗的，但王渔洋却未局锢于此，他公然推崇张綖所不取的辛弃疾，与李清照并列为二安。这不无乡党之私的宗主论也许很难令人首肯，但其中体现的批评眼光却有着深刻的理论意义。沈曾植称赞“此论非明代诸公所及”，或许正是着眼于此。二安并举不仅消解了婉约、豪放两种风格的对立，融合两派艺术之精神，同时也令对南北两宋词的价值判断达成同一，从而使词的传统变得愈益丰富而清晰，为清词最终走出《花间》轻艳绮靡之谷廓清了道路。到康熙十七年（1678）朱彝尊、汪森同编的《词综》问世，以醇雅之风荡涤《草堂》余孽，“于是学者莫不知祧《草堂》而宗雅词矣”，清词由此完成了对传统的改造，达到自己成熟的境地。严迪昌先生曾很有眼光地指出，“广陵词坛的社集酬唱、合操选政的各种活动，表现出来的是兼容并蓄、包纳各种审美情趣的宽宏气象”，可他同时又说渔洋论词排斥豪健之风，不免自相矛盾。以现有文献看，王渔洋决没有排斥豪放之风的迹向。《花草蒙拾》论“东坡豪放”，明言：“名家当行，固有二派。苏公自云：'吾醉后作草书，觉酒气拂拂，从十指间出。’黄鲁（直）亦云：'东坡书挟海上风涛之气。’读坡词当作如是观。”论“辛词磊落”，也说：“石勒云'大丈夫磊磊落落，终不学曹孟德，司马仲达狐猸’。读稼轩词，当作如是观。”直到晚年撰《古夫于亭杂录》，他还坚持主张：“词如少游、易安，固是本色当行。而东坡、稼轩直以太史公笔力为词，可谓振奇矣。”此外，他在评词中也常举苏、辛词作比，其自作则有《踏莎行·醉后作》、《南浦·寄兴》、《沁园春·偶兴》等篇，颇效苏、辛豪放之风。相比朱彝尊，渔洋对词的趣味实在是很通脱的。不象竹垞选《词综》，“规步草窗，学者不复周览全集，而宋词遂为朱氏之词矣”。到康熙后期，论词者说：“词有二体，婉丽豪放是矣。主此奴彼，均非至议。盖因题占体，缘事起情：时遇缠绵，则'春归何处’，自合温柔；时而忼慨，则'大江东去’，便须雄壮。使曲称其题，情附其事，斯为协作。”不是继承朱彝尊之说，却是发挥了王渔洋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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